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平均水平。

他认为，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农业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大豆、玉米、小麦、水稻、土豆、面粉等农产品主产区市场报价近日涨幅为零。

甚至还有人将之与前苏联全面实施价格管制归为一谈。据央行决策层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政府已意识到使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必要性，但目前并没有将近期通胀上升，视为总需求过剩和经济普遍过热的迹象，并且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对中国的影响仍然担心，所以不会全面收紧宏观政策，将货币政策定位于稳健，留有余地。广东省紧急出台二十三条措施稳物价。南京发放价格提醒函，哄抬物价最高罚50万元。各地接连出台各种措施。

此外，中央还有效的通过传播途径遏制住了通胀预期。四大粮油企业被要求，所有的小包装食用油产品4个月内不要涨价。我们应特别重视研讨十二五期间深化财政改革、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要领，力求更好地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和促进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地区间的共赢式协调发展。

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知道，分税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中应有一部分专门用于对地方的补助(在我国包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前者也可纳入广义的转移支付概念)。从转移支付的形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旨在平衡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转移支付，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我国这些年也称为财力性转移支付)、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均衡补助。中央补助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大。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2008年东部地区是中央税收收入的重要贡献者。从OECD国家2005年地方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与转移支付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从10%至80%不等。

第二，需要充分重视地方税体系和地方债制度的构建。其中的上解收入，已于2009年将其与税收返还进行对冲处理，此后不再存在。我国1994年的变革，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它终于突破了以往不论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体制症结，形成了所有企业不论大小、不分行政级别，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的真正公平竞争环境，同时也使中央地方间告别了分成制下无休止的扯皮和包干制下包而不干地延续扯皮因素的体制周期，形成了政府对市场主体实行宏观间接调控的机制和中央与地方间按税种分配各自财力的比较规范、稳定的可持续体制安排。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导向下，在近中期推出并贯彻县级财力保障制度，从近期延伸至中长期着力于动态改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因素指标与制度设计，使之更加客观、公正、有效，同时扩大其占全部转移支付财力的比重，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尽可能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

最低年度仅为48.9%，与加拿大持平。又恰恰是税收丰度较高的地方，一般都是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高、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较好因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现实，需要负责调节区域差异的中央政府设计和把握好纵向不均衡机制如前所述，由于各地收入差异必然存在，支出成本负担也大不相同，并且收入种类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遵循不同的原则，因而中央、地方政府各自的本级收支规模不相一致的情形必然出现(某一地方行政区内自身达到收支平衡只能是偶然的情况)。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

政府企业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需要在分税制框架下二位一体地得到正确处理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涉及如下的辨析：对于财政体制，虽然不少人看到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分配关系的规范性制度安排，但需要十分明确地指出，财政体制绝不仅仅只是处理这一项关系——在全局意义上，财政体制首先需要处理政府与企业分配关系，进而二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财政的收入丰度低而支出成本高，这就是欠发达地区普遍面对的困难处境，因此分税制框架下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便主要需依仗自上而下的中央财政(还有省级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也不排除中央政府或高端政府协调组织之下开展的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形成可持续的调节区域差异的通盘方案。

我国东部地区为中央收入的主要贡献者，而中西部地区为中央补助的主要受益者，因而补助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抽肥补瘦、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规范统一的方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划分与共享办法，在以法定的税收形式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经济越发达，财政收入能力越强。总结起来，逐年增加的转移支付规模对于增加中西部地区财力，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在40%-47%之间波动(除1994年外)，16年平均占比为43%，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地方财政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处于中间水平，还比较合宜。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收入占比在50%上下徘徊，最高年度(1994年)也仅为55.7%，不及美国。其内在的逻辑要点不可不察。这是市场经济下分税制的通行逻辑，我国在1994年改革后也不例外，并且这是分税制概念下我国必须进一步大力推进的重大制度建设，必须按长效机制要求来打造并加以动态优化。荷兰、希腊等少数国家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80%以上。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自有财政收入差距很大，2005年我国各省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与自有财政收入口径相当)的基尼系数为0.471，差异明显，实行中央补助后(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各省区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0.328，下降了0.14，降幅达30%。

自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度，中央补助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在45%以上，有些年度高达半数以上(如2004年为50.54%)，因而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支撑——当然，这些补助主要流入了我国欠发达的西部与中部地区。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识与基本实践模式，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经历了前面十余年探索后，以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为标志而确立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与现实性质。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需要，因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能提供某种公共品的情况下，基于效率的考虑，也应更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提供。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在运用纵向不均横调节矫正横向不均衡，使地方财政的日子总体而言过得更好1994年分税制改革统一了政府间财力配置方式，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

关于这套税种划分的原则，在一个体制内，应是上下贯通、规范一律的，那些不宜由中央或地方专享、出于过渡性的或者甚至是长期存在的理由不得不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税种(如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也需要执行全国一律的共享比例。于是，主导性的体制特征，必然是要求形成中央本级多收少支、以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模式，换言之，从分税制之下中央地方之间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来看，全局的合理性必然是要求首先中央本级收支，然后，再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施倾斜支持，有针对性地使欠发达地区也能将其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得以多拿到一些可用财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于是地方本级总计必然支收)。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税体系 。所以，尽管运行的表象上是中央在收入比重上占大头，但其资金使用的大头，却是用于对地方的补助。从同一过程的另一角度来说，中央收入的流出意味着地方收入的增加，支撑着地方财政支出。但由此而来，各地税种一律、分享比例一律，但实际的税收丰度(某一税种的人均可实现收入数量)却会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它相关因素而大相径庭。

而就专业人士而言，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一个需要力求头绪清晰、深入浅出地把相关道理讲明白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中西部地区恰为中央补助的主要获益地区，两地区获得补助规模均明显高于东部，占全部中央补助的比重分别为36.53%和31.93%，均明显高于本地区对中央收入的贡献，因而是财政资金净流入的获益地区。

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应由地方政府提供，具体的支出责任，也应合理地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丹麦、挪威、葡萄牙等国在40%以上。

这种抽肥补瘦的制度安排，较好地发挥了平衡地区间财力、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比如同是25%的增值税，工商企业数量多、发展水平高、增值额规模大的沿海省(区)，与工商业还很不活跃、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增值额规模往往还很小的西部边远省(区)，定会有人均对比上的巨大反差。

以2009年为例，中西部地区人均自有财政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31%和33%，通过转移支付，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达到东部的67%和86%，地区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却又会因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产生另一个支出负担上的横向不均衡，使欠发达省(区)面临更大困难：恰恰是税收丰度很低的地方，大都是地广人稀、高原山区、自然条件较严酷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非常高的地方。但将体制规定必须返还给地方的税收返还扣除之后，目前的中央收入比重则约为43%—44%。财力性转移规模从1994年的99亿元增加至2009年的11317亿元，16年增加113倍，年均增长率为84%，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也从1994年的21.52%提高到2009年的52.2%。

对地方的补助是中央收入的主要使用方向。由于东部税收返还基数(1993年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大，因而其税收返还在一定阶段上还显得较多，相应增加了其中央补助收入，但这个因素是递延递减的。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于1994年后实现了符合改革者期望的恢复性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3年22%左右的水平，一跃而为50%以上。这就注定会产生区域间财政收入丰度显著的横向不均衡。

同时，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中央地方之间规范地共享的税种。所以，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我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比还处于较低水平。